我们一开始制定汽车业发展的策略时是希望：国家花1元钱引进，花5元钱消化吸收再自主的战略，也就是；最初希望能够通过一次、两次引进，通过大量的消化吸收学会制造，就不再引进，现在看来，直到今天这个目的都没有达到。

　　从我参加工作二十多年来，我体会我们很难采取别的路。汽车是啥东西？是粮食吗？是衣服吗？汽车不是最根本的涉及到人民穿衣吃饭生存的第一层次的条件，汽车是导弹吗？汽车是卫星吗？汽车也不是直接涉及国家安全的。它只能靠国家政策，不能靠国家的拨款和投入，我们自己去对外合作，用市场来换技术、市场来换管理。现在很多人对这一点有异议，认为市场并没有换来技术、并没有换来管理，其实我觉得也换来了，只是未达到理想的程度

　　这里比较有争议的是，这一个项目最初是一个科研攻关项目，国家科委给了重要指示，好像是拨款了800万，但是最后这一个项目的结束是以引进技术合资而结束的。这在相当一部分人看来是一种失败，明明是中国人自己搞研究，最后还是投降了外国人，但是我觉得这条路走的非常好，用我们的自主开发、科研开发为基础进行合资合作。

　　从汽车产生那天起，可能汽车是争议最多的一种产品，包括在国外一开始没有汽车是用不着红绿灯的，红绿灯系统是有了汽车才有的。该不该有红绿灯就是一个争论。另外，空气污染也是有了汽车以后才提出的，甚至于能源危机也和汽车有相当关系。所以这样一些问题在国外也是一直争论过来，现在国外除了汽车产业之外很多政治家、经济学家、环保主义者都在争论汽车，然后有各种观点和意见

　　这里面有几个情况，一个是我觉得最核心的问题不是调整不到位，是发展没有把握机会或者没有给机会。再一个，从发展和调整的辩证法来说，发展某些特定的程度上不需要钱，调整需要钱。很奇怪，别人说应该发展需要钱，调整关门要说明钱呢。调整因为要把企业收缩，要安排职工需要钱，企业收缩之后有很多陈年老帐，积淀下很多问题，没有钱是没法调整的。具体钱数就不便在这儿说了，因为面对全国网友。我们总结，其实当时的问题散、小、乱是存在的，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发展。

　　我和大众的一个朋友谈，我说大众南面是上海，北面和长春，我也知道德国大众特想把这两个地方结合在一块，我说我出一个主意，在北京建立一个发展基地，你控股，这样做才能够联合。你搞一个大发动机，放在上海长春反对，放在长春上海反对，挺难办的。他说是啊，你说得很对，放在上海长春不高兴，放在长春上海不高兴，但是放在北京两家都不高兴。

　　当时有人有这样的评论，说弱弱联合，我觉得我可以理直气壮的来讲，当时的状况无论是北京汽车还是韩国现代，都被人低估了。再一个，我觉得北京现代的成功在于：他的投资所需成本是比较节约的，决策速度是比较快的，工作精神是比较刻苦的。我们地域上有优势，从汉城飞到北京一个多小时嘛，所以我们大家常常有很快的沟通和交流。

　　董扬：北京现代的双方股东、整车和零部件供应商之间斗争很激烈 但是这种斗争和矛盾保持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第十幕：北京现代的双方股东、整车和零部件供应商之间斗争很激烈 但是这种斗争和矛盾保持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我认为在北京现代的合作过程中，双方股东之间，整车和零部件供应商之间，利益矛盾是存在的，斗争有一些时候也很激烈，但是北京现代现在的成功就证明了这种斗争和矛盾保持在合理的范围以内，如果不是保证在合理的范围以内就不可能成功。

　　在搜狐的VIP室里，主持人递上一杯速溶咖啡，董扬说他不喝，因为他习惯喝BLANK COFFEE，我理解这是他多年与跨国车商打交道养成的，这时他很洋；但是当他站起身来不经意间望着窗外的清华母校时，董扬突然说很想抽烟。这时我仿佛看到了那个多年前来自山西还有5年农民经历的朴实汽车人。这时董扬很土。

　　由于生在一个自主VS引进激烈争论的年代，董扬代表的一族中国汽车人必须时常行走于民族与国际的狭缝中。不仅要承受公众的批评、指责和误解，而且要在争论中坚定地去寻找中国汽车业的那盏智慧之灯……

　　有人会评价他们的大半生汽车业生涯都是走麦城。这个既有中国汽车业政府宏观管理经历，又有执掌北汽集团亲自运营企业感受的中国汽车人，董扬的故事特别能代表中国汽车工业所走过的道路……

　　任何生物都有基因，基因是与生俱来的，它有三个值：分别叫做开启值、功能值和关闭值。比如一个人的意志很坚强，怎么打都能忍受，基因里忍耐性很强；但是有的人一打就屈服，除理想信念之外，这个人的基因就是不一样。“基因”这个词是我自己一直在思索的，我认为它比较形象，也比较准确。 拿汽车业来说，原来在计划经济下的企业，你怎么给它政策都是不行的。因为基因使然。中国现在的经营主体变了，竞争格局变了，观念变了，市场环境也变了，所以我觉得现在谈自主品牌也好，谈自主开发也好，正是时候。这样一个时间段为什么一些民营企业家能发展起来？也是基因使然。因为现在市场需求大了，而他们的基因里，天生就有这种强烈的执著追求、坚韧不拔的精神。